大多数巴西人,尤其是穷人,在该国2014-2016年的经济衰退中遭到严重打击。年轻人在经济危机中的平均收入下降了15%。总体而言,自2014年底以来,巴西人均收入下降了2.6%。即使近两年在缓慢复苏,巴西人的平均收入仍然没有达到危机前的水平。

 

在1%最富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统计中,除了卡塔尔最高(29.0%),巴西位列全球第二。巴西1%的超级富豪(约140万成年人)的收入占该国总收入的28.3%,他们的平均月收入达到14万雷亚尔。

 

相比之下,即使把巴西收入较低的50%人口(约7120万成年人)的收入加起来,也只占全国收入的13.9%,还不到1%超级富豪的一半。他们的平均收入是1200雷亚尔。

 

巴西出现了与西方其他国家相似的趋势,即中产阶级(40%的中间人口)收入逐渐减少。2001年到2015年间,巴西中产阶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33.1%降至30.6%。

 

自2001年以来,巴西最贫穷的50%人口收入增长了71.5%,10%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增长了60%,而处于中间的40%的中产阶级,他们的收入增长率只有44%。

 

综合而言,巴西的富人继续累积高额收入和资本。而最贫穷的群体在非工业部门、低技能需求、高用工人数的行业发展,比如商业或建筑业。

 

尽管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增加,贫困人口减少,但是巴西的社会政策和宏观经济条件并未在结构上做出改变。巴西仍是一个历史壁垒难以打破的国家,极低的阶层流动性限制了最贫困人口经济条件的改善。

 

巴西的不平等将持续存在,而且穷人自一出生开始就会陷入恶性循环。在一个不利环境中出生的人,周围都是穷孩子,他们的父母也对教育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。最后他们将进入一所教育水平低下的公立学校,其中充斥着各种管理和暴力问题。进入高中时,他们直接进入就业市场,但大多是非正式就业。

 

不上大学的话,将来的收入有限。与只有高中水平的学生相比,大学生通常会有前者两倍的收入。

 

好消息是,从21世纪初开始,截止到2018年,受过高等教育的巴西人总数从7%增加到17%,其中许多是通过配额进入大学的黑人。如果经济复苏,他们就可以赚到更多钱。

 

但是,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的是,不平等现象因结构的变化而上升。巴西仍然有很多使用公共资产的特权阶层,而且腐败率很高。

 

在经济中,巴西的贸易开放度很低,该国只参与1.2%的全球贸易。由于许多公司参与腐败,巴西公司之间的竞争非常有限。

 

资产的集中化有很多方面:公职人员的高额养老金;商业部门的免税和补贴;扶助资金不足的养老基金;公立大学的教育甚至以牺牲基础教育的资源为代价。

 

在巴西,公共部门职员的平均工资高于私营企业相应职位的工资。在公职人员最多的联邦区,公职人员的平均工资比全国其他地区高92%。这显示了巴西利亚与其他地区的“脱节”。

 

联邦公务员与公共行政部门的关系很近,这导致了这一群体的议价能力大大增加,其特权和养老金几乎总会超出限额。

 

经济学家表示,巴西在各种社会政策上的花费并不少,问题是如何运用资金。巴西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障体制,但在有些项目中花费了太多资金,并没有把资金用于为人们创造平等的机会。

 

对于大多数专家而言,持续打击不平等的关键也取决于巴西经济恢复增长,届时政府可以分配更多资源到一系列扶助的项目上。

 

与世纪初一样,经济增长也会使通过工作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再次成为可能。从2004到2014年经济危机前,巴西人80%的收入增长来自更多、更好的工作。在2015年至2016年的经济危机中,失业率的上升让410万个家庭的社会阶层下降,直接抵消了2005年到2012年社会阶层上升的效益(310万个家庭)。

 

不过,随着巴西经济的恢复,到2022年将会有近400万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得到上升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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